“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香港警匪片《寒战》还没上映，已经被高看为近年难得一见的佳作，除了剧本扎实，或多或少，占了这十年纯味儿港片不振的便宜。从阵容到故事，《寒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年前那部号称救市之作的《无间道》。《无间道》系列的大火，曾一度让我们以为，港片的时代重新到来。现在我们才知道，那更像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合拍片蜂拥而至，纯粹港片举步维艰。

    不管怎样， 《寒战》的即将上映，让港片回潮重新成为一个话题。

    对香港电影的最早印象，和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来自于少年时期经历的录像厅时代。一间窄屋、几把长椅、一道门帘，就是一家放映厅了，热闹的地段，还几家肩贴肩地挨着。搁在录像厅外的黑板招牌上，红色的片名、白色的演员名字，旁边刷几个带感叹号充满诱惑的广告词。最最印象深的，是片名前醒目内置三道杠的红色三角，更成为了青春期性启蒙的符号。

    那时的录像厅经营者，已经很懂得宣传的类型片化，一律标注好“功夫片”“警匪片”“****片”的注解，所有港片，都能装进这三个最卖座的框里。当年好好的一部《青蛇》，也是顶着“张曼玉王祖贤激情共浴”的****噱头出门，一场录像看下来，可真是看得少年心焦，怎么男男女女缠绵那么久，就没有一个爽快人！还好到最后，一场水漫金山的特效功夫戏，让人完全忘了最初的期待。

    我还记得和一群人看《大话西游》，放到至尊宝站在城头，吱吱啦啦地屏幕就没了影——录像厅电力负荷过重烧断了保险丝，一堆老少爷们儿起哄，刚才还沉默欢笑都很整齐的一拨人、立刻在笑骂怪叫中蒸腾出市井气。录像厅老板一边赔笑脸一边派烟抽，承诺大家放完这个放点更刺激的。就在当口，屏幕上支支拉拉地恢复了画面，周星驰一个抬头，讲出了那段经典的“我希望是一万年”，那种后现代的混搭感，仿佛录像厅里乌烟瘴气的香烟迷雾，直接融进了银幕上的漫卷黄沙。

    那个年代看次录像，最早价格是三毛，后来变成一块，前后都是一顿早饭钱。因为学校家长的反对，属于不正当行为的一种，常见老师堵在门口围追堵截，我们则在见缝插针，由此反倒凭添几分叛逆的刺激。多年以后，看过故事已经记忆模糊，只在脑海留下一个画面或者一句台词，比如《新仙鹤神针》在千军万马里梁朝伟狼狈地举着“点仓派”小旗子、《满清十大酷刑》里翁虹在花团锦簇中袅娜地扇着小扇子，又比如《功夫英雄方世玉》里萧芳芳见人一句“出来行走，最重要的讲个‘义’字”——哦，不对，“最重要的讲个‘礼’字，礼多人不怪嘛”。

    当年个人最喜欢的一部的港片，是周星驰和张学友演的《咖喱辣椒》，周星驰和张学友分饰的咖喱和辣椒因同喜欢柏安妮饰演的富家女而闹掰，结尾处周星驰在出租屋等被甩了的张学友回来，两个落魄警察坐在天台，感叹人穷志不能短：垃圾总也扫不完，还好有扫垃圾的，坏人总也抓不完，总得有人当警察。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段记忆深刻，至今想来依然唏嘘。还好当时没有电影宣传，不然，这部片估计也要奔着“好基友、一辈子”的方向而去了。

    其实，我算不上纯粹的港片迷，后来认识友人魏君子和竹聿名，他们对港片的熟稔让我佩服有加。坦白说，后来眼界渐宽，我反倒一直对港片的影像质感持保留态度，当年喜欢过的许多港片重新再看，难免挑剔镜头的粗糙、表演的浮夸，很多台本匆忙跳跃，也无法再让我代入情绪。比如我也一直怀疑《大话西游》电影是否值得被某些人奉上神坛，反复解构、我更愿意理解是香港电影工业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和那个时代的香港整体文化经济氛围相融合，随之而来的作品也自发的拥有了与之相应的品格，有了各种解读的可能。

    对于90年代港片黄金时代的怀念，如同侯孝贤讲过的那句话：所有的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之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大多数港片未见得是多么有营养的东西，但对那时阅读单一的我们来说，那已经是难得的惊喜。香港电影更像是陪伴我们这代人青春成长的纪念品，至少之于我，就像是当年读过的金镛与刘墉、听过的滚石和宝丽金，日后偶有追悔，但当初若没有它们，时光该有多乏味。

    细想来，香港电影和台湾音乐，仿佛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憧憬在现实生活的标准答案之外，有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比如两肋插刀的江湖道义，比如警匪不谋的职业操守、香港电影有打鸡血的正能量，尽管可能被用到了校外学生坳分儿上。年少对于港片的喜爱，或多或少，掺杂了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有某种潜意识我们向往又得不到的东西。这一点，恐怕是让像我这样的内地观众，可能比香港本地观众对港片中衰还失落的原因。

    再后来就是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依势回归，这之后就是大家都正在感受的事情了。前文提到的那部《咖喱辣椒》，后来又拍了续集《亚飞与亚基》，换了梁朝伟和张学友演两个混入黑帮的卧底，汤镇业演的黑帮老大对着数百兄弟做演讲，高喊“台湾有GM党管理，大陆有GC党统治，早晚我们香港人的地方由我们香港人来管，我们就是关公党……”。汤镇业盼望的关公党时代没有来，一国两制的时代总要如期而至。

    经济上互为便利带来的新机会姑且不论，但从社会层面而言，香港回归以后，香港制度、秩序正能 量的东西无法被引入，反而双方利益冲突矛盾，在港陆交汇冗杂中沉渣泛起。原来彼此都没有对方想象的那么美好，你嫌我暴发户，我看你假正经，隔膜带来的神秘感与新鲜感也很快消失，当下的一代青少年对香港两个字，恐怕不再如我辈少时带着某种过分想象的向往，整座城市，不过是个超级大卖场而已。

    好在香港不是当初我们想象的香港，但香港也不会一夜变成其他什么地方。回到电影，《寒战》里，我最感动的不是影片精巧的剧本、整齐的阵容和熟悉的节奏气味儿，而是它某种透露着我们看来“傻气”的鸡血价值观——警署墙上印着的那句“we serve with pride”。警察一定要勇敢、官员一定要廉洁、政府一定要作为、社会一定要安全——主流商业大片所有需要的清晰向上的普世价值观直指人心，而这，恰是内地电影创作上先天的短板。

    社会大背景如何，电影从来都只是时代投射在文化上的缩影罢了。

    回到电影产业层面，所谓合拍片时代，香港电影人试图在合拍中找到更大的市场，总有些嫁入他家为炊妇的不情愿和不得志；内地电影人骂香港电影人圈钱，恐怕香港影人也觉得委屈，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么拍电影的啊，当年你们喜欢我时，说我是小亲亲，现在不爱我了，就怪我是烂污草。好在，比起政经情绪上的对峙，双方这点文化形态上的撒娇，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我们和他们的港片情结如何安抚，我不太赞成一种讨论带来一种结果，当说北上的时候，就闹哄哄吵着港片希望在合拍，当港片积弱的时候，就一锅端地说香港电影因循守旧就是好。在动荡的时代里，每个人做出基于自己不同的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过程。而正是不同人的不同选择，缓慢地改变着时代变幻的进程和结果。个人觉得更重要地是，要给每一种选择的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让他们既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能为自己的选择努力。

    其实想来不单是香港电影，所有时代变幻的关口，总有一些人走，总有一些人留，虽然留下也许并非本意，也许情非得已，但时间过去，那些少数不得已留下来的人，也许会发现更多时间的回馈。